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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瘾”如“毒瘾”?警惕“词语病毒”破坏社

2019-01-29 13:52| 发布者: admin| 查看: | 来自: 未知

  近来在社会和媒体上出现一股风,说由于经常敲拼音出汉字,中国人书写汉字的能力下降了,普遍“提笔忘字”,于是,为扭转这种颓势,电视台就开始办汉字听写类节目。

  一开始的“汉字英雄”节目,意在“在这个提笔忘字的时代,帮您找回失落在键盘里的汉字”,而考题范围大多数是比较常用但不好读或不好写的字词或成语。这个节目很受欢迎,可圈可点,有益无害。待到举办“汉字听写大赛”,一开始写“光绪”、“甲胄”、“梧桐”和“癞”,我觉得还行;接下来比赛写“乌桕”、“蹴鞠”、“颛顼”和“滹沱河”,还能忍受;等到比赛写“踆乌”、“貔貅”、“裂璺”的时候,我就忍无可忍了,不由得喊道:“这是要干什么?”“要把青少年往什么路上引?”“是要让中国的文字改革继续前进,还是向后?”

  我是个中文系出身又爬了25年格子的老学者,在使用电脑敲拼音输入汉字15年之后,也出现提笔忘字的现象了。可是,再一想,在已经过去的2013年,写文章、写信、写博客和发短信都是敲拼音出汉字,我究竟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提笔写过汉字呢?能记得起来的就是每个星期要到超市采购一次;出发之前,先要在一张卡片上写好要买的东西。“生抽酱油”、“镇江香醋”之类,我当然写得上来,可是还要买“醪糟”、“雪里蕻”之类就遇到麻烦了。不要紧,写我敲惯了的拉丁字母!于是我就写成“Lao糟”、“雪里hong”,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再一想,3500年前,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商人不就是为记账方便发明了只写辅音的字母文字吗?过了3500年,现在中国人老老少少整天在电脑和手机上敲拉丁字母输入汉字,甚至只敲辅音字母就出汉字,这是多大的进步呀!结果出现“提笔忘字”的现象,而且肯定会越来越普遍,但那有什么了不得的呢?因为,这就叫必然的发展趋势。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为什么还要逼孩子们退回去书写那些早已僵死的汉字呢?为什么我们要逆势把汉字往回拉,不顺势把汉字往前推呢?在电脑成为主要书写工具的时代,用普通话把字音读准是关键,只要读音对头,电脑不到一秒钟就写出来了,还用一笔一画地写吗?

  最近电脑上写文章,输入下面这3个词,我就遇到了麻烦:“踽踽独行”我敲“yuyuduxing”出不来,“兄弟阋墙”我敲“xiongdiniqiang”出不来,“颉颃”我敲“jihang”出不来。无奈之下,只好翻《现代汉语词典》一个一个查,结果大吃一惊,原来我多年以来对这3个词一直是“秀才念半拉字”,全读错了。“踽”不念“yu”而念“ju”, “阋”不念“ni”而念“xi”, “颉”不念“ji”而念“xie”。于是我改换拼音,相应的词语就立刻蹦出来了。

  受这件事启发,我建议电视台考虑,今后可以举办“汉字拼音大赛”或“汉字拼音英雄”节目。这样的节目同他们举办过的“汉字听写大赛”和“汉字英雄”正相反:原来的节目是考官给出读音,要参赛者写出汉字;今后的节目应当改成考官给出汉字,要参赛者读音并用拼音字母注音。考题的范围应当是现在还在用,还有生命力,可是读音拼写容易错,在电脑上输入会遇到麻烦的字词。

  可喜的是,2013年6月3日国务院公布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历时10年研制的《通用规范汉字表》,规定今后汉字使用应以该表为准。《通用规范汉字表》共收汉字8105个,分为。一级字表为常用字,收字3500个,主要满足基础教育和文化普及的基本用字需要;二级字表收字3000个,使用度仅次于一级字。一、二级字表主要满足出版印刷、辞书编纂和信息处理等方面的一般用字需要。字表收字1605个,是姓氏人名、地名、科学技术术语和中小学语文教材文言文用字中未进入一、二级字表的较通用的字,主要满足信息化时代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专门领域的用字需要。

  这是推进中国文字改革的重要步骤,是推动汉字朝前走的有益举措。接下来,倘若能继续前进就更好了。因为,语言学家周有光早就“在比较多种现代汉字的使用频率之后,提出‘汉字效用递减率’:最高额1000字的覆盖率是90%,每增加1400字只提高覆盖率大约1/10。这个规律给减少汉字的字量研究提供了一项统计依据”。显然,一个聪明的做法就是,下一步规定小学1~3年级学生必须学会1000个最常用汉字,4~6年级达到1500个汉字,初中3年增加次常用汉字1000个,高中3年再增加1000个,达到掌握3500个“一级字表常用字”。其余二级字表和字表收入的汉字不要求学生全面掌握,随意随缘,尽量掌握,知道意思,能正确读音和用拼音正确注音就行,因为能正确注音就表明在电脑上能正确书写;至于手写,必要时可以用字母拼写代替。这将大大减轻青少年学习和书写汉字的负担,推动汉字继续朝“采用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方向继续前进。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汉语每年约产生1000个左右的新词,平均每天产生3个新词。网络流行语更是一茬接一茬,令人应接不暇,稍不留神就会“落伍”。

  自媒体快捷、便利、交互的特点以及信息生产、积累、共享等多样化的传播方式催生了词语及其表达方式的多样性,从生态学角度看,语言的多样性体现了良好的语言生态。在自媒体时代里,人们已深切感受到了语言的快乐,沉浸于从来没有过的语言欢愉之中。

  精神愉悦带来思想活跃、思维创新,汉语新词的大量涌现正好反映了人们活跃的思想和创新的思维。2010年新词“给力”,因人民日报的一篇头条新闻《江苏给力文化强省》而流传开来,其用法让“动宾结构”带宾语,是“句法创新”;2011年新词“虎妈”,以“虎”比喻严格管教孩子的母亲,是“隐喻创新”;2012年新词“正能量”属科技术语,用于日常语言,是“语体创新”;2013年新词“单独二孩” 指夫妻双方一人为独生子女可生第二个孩子,是“词法创新”。凡此种种,新词新语充分展示了语言使用者的睿智及其无穷的创造力。

  语言生态说到底是社会生态,语言创新也是社会行为。新词语应符合社会交际需要,得到特定社会的文化价值观的认同。

  以“2013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新词语”为例:中央八项规定、棱镜门、H7N9禽流感、土豪、自贸试验区、单独二胎、中国大妈、光盘行动、女汉子、十面霾伏。这10个新词语反映了当年的新事物或新现象,符合社会交际的需要;它们也体现了正能量,包括励志、节能,对国内外重大时事的关注、对不良现象或环境的讽刺等等,符合社会文化价值观,即符合生态伦理要求。

  自媒体的低门槛或无门槛,带来了它的平民化、个性化特点,也带来了生态伦理的协调问题。比如“屌丝”一词所引发的全国性的长时间的激烈争论,就是典型的例子。肯定者和否定者都煞费苦心地从语源、语用及其心理感受等不同层面加以论证,不少学者或社会名流也卷入了争论。社会对语言的高度关注,说明语言意识的增强,这本身是件好事。

  自媒体的语言表达可以有自己的个性,可以张扬自己的价值取向,但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责任维护语言生态的平衡、保护生态伦理的健康。其重要意义与我们爱护自然生态(珍惜水资源、珍爱新鲜空气、珍视蔚蓝的天空)完全一样,甚至其价值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我们对自媒体只能劝告或引导的话,那么,对主流媒体应该有规章制度的约束。

  我们遗憾地看到,有些主流媒体肆无忌惮地让“屌丝”、“尼玛”等一类词语招摇过市,有些影响很大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也出口成“脏”,这是对语言生态伦理的极大破坏。

  关注语言生态伦理,有效利用自媒体,锐意创新,传播正能量,既关乎个人或集体声望,更关乎民族和国家利益。

  “年俗”,指人们辞旧迎新的各种习俗。比如,喝腊八粥、祭灶、守岁、拜年、祭财神、逛庙会、闹元宵等等都是汉民族的过年习俗。

  年俗,是历史,也是现实;历史是指对于文化传统的传承,现实是指体现当代文化的创新。“喝腊八粥”是文化传承,“看春晚”就是文化创新。文化创新的广泛传播,形成全民习俗,也就构成了“新年俗”。

  而“语言年俗”就是与语言相关的贺岁活动,如挂福字、贴春联、猜灯谜等等,它是一种具有特殊文化价值的年俗。

  语言年俗,也有传承和创新。中华人文精神与现代科技文化的结合,构筑了当代中国文化的风景线,人们以现代科技手段和传播方式表达着丰富多彩的张扬个性的美好愿景,渐已形成体现时代特征的语言贺岁习俗,即“新语言年俗”,它彰显了当代文化的特征。

  新语言年俗之“新”,有形式创新,也有内容创新。比如拜年,由传统的叩首作揖,到电子贺年卡、手机短信拜年、网络音频视频拜年,再到微博、微信团拜等等,不断刷新拜年形式。内容上,由注重恭喜发财到强调身体健康;由单一祝辞到丰富多彩的“拜年段子”;由静态文字到包含情景的动漫或视频的“拜年作品”。其风格,有情深意长的、有幽默搞笑的、有古朴典雅的、有现代时尚的……不一而足。

  岁末语言盘点,作为一种具有贺岁性质并形成一定影响的活动,开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新媒体的出现及其广泛使用已形成为新语言年俗。岁末语言盘点,具有极大的文化魅力,全民参与的热情与日俱增。新媒体以及计算技术的广泛使用,也为全民参与提供了条件与可能。近年来,岁末语言盘点已呈现多样化的态势,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既有主流媒体的,也有自媒体的;既有聚焦国家发展的,也有关注具体行业甚至个人成长的……

  当下,政府有关部门或社会有关单位的“四大”岁末语言盘点,即“汉语盘点”、“十大热词和年度汉字”、“年度汉字”、“年度热词”等,已有较大影响,具有极大的品牌价值。

  无论是官方还是个人的岁末语言盘点,大体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评选”、一是“解读”。评选与解读是其重要的构成要素,广泛参与的评选体现了语言年俗的全民性,不同角度的解读展示了语言年俗的文化魅力。2013年12月20日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和商务印书馆等单位共同发布了“汉语盘点(2013)”。其中,“房”、“正能量”分别当选为年度国内字和年度国内词。

  专家组代表李宇明教授解读“房”:温饱是民生之本,而房子,是中国人最实在的人生愿景,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高居不下的房价意味着人的一生积蓄贬值到不如几间住房,意味着刚毕业的大学生成为房奴,“楼价如此虚高,引无数百姓竞折腰”。“房”字的当选,也是民众对于利好政策出台的期望。

  评选组代表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解读“正能量”:能量,本来就是个中性偏积极的词语。正能量的当选,是人们对能量积极向上的推崇,体现了细致而微的无私关怀。而正能量的传播,需要社会上每一个人的努力。

  中国年俗就是辞旧迎新的贺岁活动,是一种喜庆文化、团聚文化。以岁末语言盘点为代表的新语言年俗,借助新媒体有效地传承并创新了年俗文化。新语言年俗,是语言的欢愉,更是文化的饕餮。充分发挥年俗的聚合力,让包括海内外华人在内的中国人踊跃参与岁末语言盘点,共同解读年度字词语,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这才是语言年俗的意义与价值。

  如今,不认识几个英文词,还真有些“跟不上时代形势”。随便翻起一份中文报纸杂志,“wifi”“CBD”“VIP”等外语词俯拾皆是,仿佛一步跨入“国际化”。但与此同时,国人提笔忘字的现象也“与时俱进”。网上有一则笑话广为流传:某君想写一幅“我要当学霸”的座右铭自勉,最后却不得不作罢——因为“霸”字不会写。

  一边是外语词的使用越来越泛滥,一边是汉字书写越来越被人遗忘,二者此消彼长的关系让人们难以消除这样的顾虑:如果放任外语词的滥用而不加纠正和规范,我们的汉语会不会变得混乱不堪?会不会总有一天变成中外文夹杂的“洋泾浜”?

  的确,语言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它必然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发展,吸收外来语也是一种语言充满活力和生机的表现。实际上,汉语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吸收融合外来语的历史。我们的祖先曾根据梵文佛经创造出“觉悟”“刹那”这些词语,也曾从英文中翻译出“幽默”“引擎”等词汇,大大丰富了我们的语言,方便了我们的表达。

  但是,这些外来词无不经过了汉语的“消化”,并没有破坏汉语系统中汉字的独一性。如果说这些优美的转化是对汉字“细细咀嚼”的结果,那么,现如今一些对外语词随意“拿来”的现象则堪称“生吞活剥”。有“智商”一词不用,非要用“IQ”,不说“自做”,偏要说“DIY”,如此不加处理,生吞活剥地“拿来”,不仅让汉语消化不良,更是对汉字的不负责任。

  放眼世界,许多国家在引进外来语时都进行了一定形式的“消化”。比如英语国家在引进汉语的“功夫”一词时,都转化为适应其字母文字特点的“kongfu”,而不是写成汉字符“功夫”。法国、波兰、俄罗斯等国家还制订了规范外来语的法律或规定。

  汉字是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中惟一从产生延续使用至今的文字,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更是肯定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想表达外来意思,完全可以通过及时、合理地用汉字创造汉语新词来表达。

  名不正则言不顺,语言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规范。国家相关部门应当履行起职责,媒体作为大众传播的主要载体,也应当以身垂范,共同肩负起责任。对汉字多一份敬畏,对外来词多一份审慎,从小处说,关系到每个人的阅读效率,从大处说,也关系着汉语言文字的健康发展和文化命脉的延续。

  上世纪90年代初,美籍华人学者赵浩生回国,观察到一些人说话的怪相,撰文呼吁“别把‘明儿见’改‘拜拜’”,希望人们讲好“自己的话”,留住语言的根。可到现在,翻开报纸杂志,跟人说话交谈,方块字、中国话中,还是有很多刺眼的字母、费解的洋文。25日本报刊发的《“零翻译”何以大行其道》,引起了读者的共鸣。外语词真该好好规范一下了。

  汉语需要吸收外来语言的精华,以保持与时俱进的生命力,像沙发、坦克、干部这样的词,都有着“外来血统”。语言新陈代谢、交流约定俗成,适度使用,不仅必要,而且重要。问题在于,不能用得太多、太滥,更需防止直接搞“拿来主义”。要知道,说话作文都是为了让人明白。面对“GPS”“CPI”之类,不熟悉者难免会迷失在“词语的密林”。甚至有人故意搞些“散装英语”,自以为能充门面、提身价,实则加大了表达和沟通的鸿沟,不仅造成语言的失范和失衡,更可能造成文化的错位与断裂。

  守护语言的纯洁和健康,需要语言使用者的参与,也需要社会管理者的努力。世界不舍昼夜飞奔向前,如果本地语言系统不能迅速更新词库,难免在舶来产品的同时也舶来词汇,丢失了自己民族的话语份额。及时给出既规范、权威又符合“信达雅”标准的翻译词汇,并加以引导使用,才能防止对外文词汇习惯成自然,在保持语言活力的同时,培厚文化的根基。

  这是重庆市某中学教师王蓉在一次批阅期末考试语文试卷中,一位学生在名为“我的理想”的作文中的语言。

  这几年,随着网络和现实生活的深度融合,网络语言也大行其道。“十动然拒”(十分感动然后拒绝)、“喜大普奔”(喜闻乐见、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人艰不拆”(人生已如此艰难,有些事儿就不要拆穿了)等词语走红,有的甚至直接被媒体用在标题上;甚至一些“非主流人群”还自创了一种由符号、繁体字、日文、韩文、字符组合而成的“火星文”。

  当然,语言是活的,也具有一定自净能力;对网络语言也不能一棍子打死,而是要有选择地吸收。“给力”“高富帅”“宅男”等网语现在已经被广为接受。

  汉语兼容并包,但并不代表可以胡编乱造,尤其是媒体和一些公开出版物,不能把语言的规范性扔到太平洋里。这些年,有媒体以为网络用语吸引人,认为这就是贴近读者;有的在一些专栏里乱造成语,比如什么“慧声慧色”、“郅言片语”,既伤害语言,也误导读者。

  现代汉语,一般认为由五四时期肇始,不过百年。先是在“欧化”、古汉语中两头受气;近些年,又受“零翻译”和网络文化影响,其规范、健康发展一直未如人意。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亲笔修改的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200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继续奋斗》的评论员文章。

  对,也不全对!语言是一种民族文化、民族智慧的积淀,也是一种民族思维方式的体现,是民族的重要标志。法国作家加缪言“我的祖国是法语”,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也曾说,语言是存在的家。说汉语是华夏子民的精神家园,一点都不为过。精通中西文的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曾感慨:“中文在握,就是故乡在握。中文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之长城。”

  读一读唐诗宋词,会觉得现代汉语的担子真的很重。汉语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之一,具有抑扬顿挫的音韵之美,有端正大方的形体之美,有简洁优雅的意义之美,意蕴悠长,充满诗意和灵性。这一点,在鲁迅的小说《伤逝》等名篇,在沈从文的散文里,体现充分。

  现实是,汉语正变得粗鄙、庸俗。2006年5月,余光中、莫言等在上海的“文学与人文关怀”高校论坛上,发出警示:“优雅的汉语正濒临失落与亟待拯救的边缘。”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专家陈众议对民族语言的保护有深入思考。他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汉语被快速地杂交化、化、低俗化。民族语言如果消失了,传统也会随之消失。

  王蒙曾在《为了汉字文化的伟大复兴》演讲中提出:我们应该在语言文字上对各种媒体与出版物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少一点错别字,少一点洋泾浜,少一点文理不通。尤其是在正式场合,尤其是汉语出版物更应当使用规范汉字,不应该让汉语“哭泣”。

  维护汉语健康,写字的人,人人有责;从眼下做起,从笔下做起,我们应当担当起维护祖国语言规范、守护汉语健康的历史责任。

  一则“戒网瘾 治死人”的新闻近日引发社会热议。一名19岁女生在河南某“戒网瘾学校”“训练”中死亡,其状惨然,令人扼腕。这起事件中,“戒网瘾学校”招摇撞骗者难辞其咎,应当受到法律惩处,家长、学校也难脱监管教育失职之责。

  近年来,网瘾戒治机构中花季少年的死亡悲剧并不鲜见,因戒网瘾而受伤致残也屡见报道。据统计,在我国城市中,约有2404余万青少年患有“网瘾”, 约有1800余万青少年有“网瘾倾向”。这数据令人倒抽一口凉气,如果不正确看待“网瘾”采取科学方式疏导,未来还将有多少花季青少年会面临“非正常戒网瘾”的蹂躏与摧残!

  此类悲剧的产生,原因自然很多。但从社会学或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看,这与“词语病毒”传播不无关系。词语是人们传递信息的基本单位,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可能会受到信道(传播环境)的感染,使之染上病毒,成为“词语病毒”,造成不良的社会反应,破坏社会肌体的健康与和谐。

  “瘾”在现代汉语中主要有两个含义,一是指由于中枢神经经常接受到某种外界刺激而形成的习惯性或依懒性,如“烟瘾”、“毒瘾”;二是泛指浓厚的兴趣,如“戏瘾”、“球瘾”、“网瘾”。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可能导致身体疾患,而后者与疾病本身无关。如“烟瘾”与“毒瘾”不同,“毒瘾”是疾病,它出现有关生理指标的变化,用一种生理监测装置(FMRF管)可发现:吸毒者大脑中的快乐神经圈被划出一道直线,大大缩短了多巴胺(一种可以影响人情绪的化学物质)的传递距离,加强了大脑中的兴奋感受。这是患者的生理变化依据。而“烟瘾”只是所谓习惯性或依懒性,是一种精神或行为表现,不能一概称之为疾病。

  “网瘾”,其实也只是一种心理问题,并非形成了生理疾患。但由于里面存在着巨大的利益空间,因此有不少人去夸大“网瘾”的危害,更有不法分子为谋取私利蛊惑宣传,混淆视听。有人称“网络游戏”为“电子海洛因”,说迷恋上网者为“网瘾患者”、甚至是“吸毒者”或“精神病人”。令不少孩子的家长相信“网瘾”就是“毒瘾”,于是,“网瘾”就成为“词语病毒”,它侵害着人们的观念,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反应。学校对那些学生失去信心,使那些可怜的学生更感孤寂和冷漠;而“爱之深而责之切”的家长们,也将孩子推向一些网瘾戒治机构,狠心自愿让孩子去遭受各类摧残;只乐坏了那些戒网瘾机构或中心的得利者。

  当下的语言信息社会,也应当高度警惕词语传播中的病毒感染,及时查毒、杀毒。大医院一般都有“反应科”,简称“科”。反应是指对某种物质过敏的人在接触该物质时发生的异常反应,可导致机体功能紊乱或功能损伤等等。“”还有另一个含义,即指人的生理、心理出现不正常状态,如“心理”。所以,上医院“反应科”看病的人,容易被误解,于是,现在医院都不称“反应科”,换上了“过敏科”的牌子。这是社会对词语主动查毒、杀毒的典型例子。

  为了维护社会的健康与和谐,除了对词语主动查毒、杀毒,减少“词语病毒”侵害以外,还应积极开发一些“快乐激素”。比如,医学上有一个很妙的词语,叫“内啡肽(endorphin)”,或称脑内啡,是一种内成性(脑下垂体分泌)的类吗啡生物化学合成物激素。它是一种对极有用处的物质,当机体有伤痛刺激时,它被释放出来以对抗疼痛。在内腓肽的激发下,人的身心处于轻松愉悦的状态中,免疫系统实力得以强化,并能顺利入梦,消除失眠症等等。有趣的是,跑步、唱歌都有利于内啡肽的产生,所以跑步、唱歌常常使人感到愉快。有健康专家做科普宣传时形象地将内啡肽称为“快乐激素”,很多人就是听说了“快乐激素”才爱上各种健康的文体活动。

  疏导花季少年的“网瘾”,建设健康和谐社会,需要更多“快乐激素”方式,而非各类不人道的“惩治戒网瘾”,希望家长三思,也希望政府加强监管、遏制此类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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